二、早期社会依恋感与爱的能力培养，是知识分子焦虑人格形成与行为分化的根源

“依恋感”，是个体社会性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构成个体人格的重要内容之一。“爱”则是依恋感发展和鉴别的主要标志。它源自童年期，并贯穿人的一生，也是组成和发展一个人主观幸福感的重要成分。日本学者今道友信在《关于爱》中指出，爱是人类的高尚情感，爱的本质的给予，其力量非常强大，为了爱，甚至可以舍弃生命。人类的爱有三种形态，一是血亲爱，或者说叫本能爱，是基于血缘关系的爱，表现为亲子之间、兄弟姊妹之间，它有严格的选择对象，是人基于动物本能的一种爱；第二种是男女性爱，其最高表现就是爱情，有严格的选择对象，具有排他性；第三种就是教育爱，是师生之间发生的校园这一独特的文化氛围之内，没有严格的选择对象，是一种基于理性、智慧的高尚情感[6]。在《遗园》中都存在这三种爱，但都存在爱被异化的问题，异化的爱为一个人的扭曲人格埋下隐患，也就必然构成一个人的人生悲剧。

(一)真假亲子爱与真爱的生死

赵雅文与父母的爱是基于长辈经验，是“严厉”的家教，每次吃苹果必须洗手，自己的婚姻、前程离不开家人的出于爱心的“规划”。有高等教育素养兼具西洋文化背景的赵雅文父母的亲子爱是中国传统的“三纲五常”、婚姻上的“父母之命”，又有西方的实用主义，充满着矛盾与焦虑；刘净一的亲子爱是金钱关系，有钱了就“爱”，无钱就翻脸，用钱养爱，是扭曲的亲子爱；郑远洋与其父母的亲子爱是一种深沉的爱，是信任和念念不忘，这是真正的亲子爱，严厉中有期待，平淡中有宽容，呵护中有锤炼，是真爱，大智慧在民间！智慧的亲子之爱是大爱，也在民间。正因为民间的青山绿水、宽天阔地，养就了广大民众的智慧，包括育子智慧。反观郑远洋父母的亲子爱，似乎对儿子的发展、留学、甚至婚恋是一种很“无所谓”的态度，实际上他们心里有数，只不过他们把对儿子的爱是建立在深深的信任之中。在农村，智慧的家长在孩子幼小时要求非常严厉，甚至暴力，但孩子成人后，一切让孩子“自决”，因为“他们长大了”，长大了的人是成人了，应该“自决”，且必须“自决”。长大后的子女，正因为“我长大了”，就用独立精神、自主精神释放自己的创造力，用自己的肩膀扛起一切，用自己的智慧功成名就，回报亲情，而对父母的深情之爱暂时被更远大的目标所遮蔽，隐于内心。因此，郑家的亲子爱是深沉的、厚重的、智慧的。

(二)真假性爱与性的生死

任何事物都有生与死的问题，生命更是如此，有生有死，中间还有发展，发展的极致是死亡，在这一过程中，生与死是一对矛盾，但又是一个生命的统一体，无生即无死，有生必有死，无死即无生，有些东西看似死了，但未必真死，死亡的背后可能孕育着重生，有些东西看似活着其实已经死了。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说过，“生命是向死而存在的”“任何死亡的不确定性和死亡的确实可知结伴同行。日常的向死存在赋予这种不确定性以确定性，并以这种方式来闪避这种确定性。”[7]296

性，是人作为动物的并与动物共同具有的属性，是一种比较强的动机或驱力。其功能首先是种族的延续，同时兼有愉悦功能。性驱力与饥、渴等驱力不一样，其主要功能是物种延续，而不是个体生存、生命维持所必须。因此，性的缺乏或性功能缺失不会威胁生命，但对个体的心理存在伤害，会引起内在的紧张状态和不平衡。精神分析创始人弗洛伊德则把性本能(力比多)满足作为解释一切心理活动及其正常与否的基础理论，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本我、自我、超我的人格理论[8]286；弗洛伊德的弟子荣格反对泛性论，认为人格和行为是受个人及种族的历史和对生活的期望所形成的，并提出了集体潜意识、集体人格的概念[9]133-134，把对人格的研究又从个体拓展到集体、生理制约到社会文化制约、被动形成到主动期望的转变，这个转变，提升了对人格的认识，使之更加丰富、科学。此后集体人格、民族人格等概念成为西方文化心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黄希庭等，也认可民族人格的重要性，并主张人格研究中国化“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研究中国人的人格，努力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人格心理学”，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系统研究中国人民族人格及其培养[10]。

建立在性生理基础上的性爱，既是人作为动物的属性之一，同时又赋予了更为深刻的社会性、人性，其行为远超出它的原本功能意义。自古以来，许多影响很大的文学名著，虽然因性爱描写被许多人诟病甚至查禁，但由于其对社会对人性的深刻暴露，一直流传下来，也是许多学科领域学者研究的重要文本。《金瓶梅》《红楼梦》《废都》等都是如此。在高明的作家眼里，性，只不过是表达社会和人性的工具。

文章来源：《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网址: http://www.zxxxljkjy.cn/qikandaodu/2021/0515/118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