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传统婚俗中，石榴树是多子多福的象征。怡园的石榴树倒下了，同时董宇庭也倒下了，这无异于殉葬；石榴树“遥遥而去”，郑远洋也安排好父亲和岳母，不辞而别。作者寓意不言自明：怡园毁了，因为要盖学校的宾馆而被毁了。其实，真正被毁的是大学精神，大学扩招、行政化、学术造假、知识分子尊严被践踏、麻木和功利，甚至研究精神世界的宗教研究者的肉体和灵魂也被扭曲。表面看，传统文化已经死亡，但是，死亡的背后有顽强的求生：怡园的书籍被郑远洋等搬走一部分，孙书言辞职，郑远洋失联等，说明知识分子正在进行自我救赎。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其他三个都已灭亡，只有中华文明一直延续至今。其实，在历史上，中国多次面临灭顶之灾，但并没有消亡，而是在不断传承，不断创新。和人的生命一样，任何一种文明，也会走向灭亡，而只有具有“面死而生”的危机意识，不断自我发展，自我创新，培养新的文明“生命继承人”才能获得重生。

四、《遗园》生、死焦虑的思想价值

也许，基于生命、基于爱情故事描写的《遗园》，其背后要真正告诉我们的更多是个人的“人格”和民族的“人格”的焦虑与超越，并赋予生命和社会文化健康发展的内涵以及对“异化”问题的反思，有一定的思想价值。

(一)大学知识分子的焦虑是知识分子的固有集体人格，是真正“大师”的共有品质

人类社会文明的进程中，知识分子起了很大的批判、引领、推动作用，但同时，他们也因为其社会责任和期待而充满焦虑，这源自于知识分子本身的角色定位并逐渐沉积、内化，成为其集体人格、集体潜意识。在中国，屈原忧愤而自尽，孔子因担心“礼崩乐坏”而“克己复礼”，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张载“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成为中国知识分子自励的座右铭和自我价值追求。在西方，现代知识分子也扮演着类似的社会角色和自我价值观。学者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的及其功能的研究始于20世纪20年代，存在很大争议。相对比较一致的看法是：现代知识分子这一群体或阶层产生于19世纪末，是指那些具备较高知识文化素养、以知识和精神的力量关怀社会，积极介入公共生活的人[11]。德国知识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提出了“无社会依附的知识分子”[12]193概念，认为知识分子对知识有确定信念，是不安定的阶层，它并不构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是相对地处在各个阶级中间，扮演了漆黑长夜的巡夜人的角色；法国学者雷吉斯·德布雷认为知识分子是“爱管闲事的人”[13]；布尔迪厄将知识分子视为“占有文化资本而被授予某种特权”[14]85的群体，等等。“无依附”“巡夜人”“爱管闲事”决定了知识分子的必须把“责任意识”“忧患意识”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紧张地”关注、批判现实，并“引领未来”。我国学者戴海光认为：知识分子是一个拥有知识资本，追求独立、自由的生存方式，以批判、启蒙、担当为己任的社会群体或阶层，精神导师、道德楷模、文化精英是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大学知识分子具有知识分子共有属性，并在工作环境、专业性、维护学术尊严、身份依赖与精神独立、引导主流文化、责任与担当等六方面方面具有独特性[15]。正由于社会对大学知识分子的“引领者”身份期待更为强烈，真正的大学知识分子也愿意主动承担这一角色使命，势必因“高处不胜寒”而导致“焦虑”，并成为其人格特质的主要成分。我国学者吴承学在分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身份焦虑后，认为中国文人一方面出于社会阶层的“弱势”，但有承载着社会的期待，存在着追求文人、文章经世致用的实用品格与独立自由精神的内心矛盾与冲突[16]，这是其集体焦虑的根源所在。为了走出焦虑，大学知识分子必须自我救赎，不同时期的文学作品中都有知识分子自我救赎的文学形象。戴海光认为[15]，在我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大学叙事小说中，大学知识分子为了对抗大学精神的异化，挣扎着进行自我救赎，主要存在“出走”“忏悔”“死亡”三种方式。其实，在《遗园》中，面对大学精神，每位知识分子身上或多或少都存在着这种人格焦虑和撕扯，只不过经过内心斗争和调适，有人以命相搏、有人心理变态甚至精神分裂、有人出国躲避、有人尽力保护与创新，当然也有人被动摧毁和主动自毁。这其实就是当代大学知识分子在冲击变革中分化的众生相。

文章来源：《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网址: http://www.zxxxljkjy.cn/qikandaodu/2021/0515/1181.html